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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 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

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

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

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

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

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

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

奏杜松所领只25 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

杨镐所率兵只83 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

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

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

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

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

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 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

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

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

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

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

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有如最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和民事诉 讼法都于近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断展开已引起外界注意。 今年3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提出：“中国的公民和国体 已经开始控诉政府违法，促成全面的改革。”也提到：“中国趋于 法治之前，首先则必须订立一套绵密的法律。”这社论虽然仍对 中国政府指摘，但其重点则为“这是好现象”。3月21日的《纽约 时报》社论更用“中国向法治的表征”为题，指出：“长久的自由须 要法治。中国的新改革使内外人士获有立足点，继续促使北京 向这方面前进。” 叙述至此，我因为过去的经验深切地感到我对读者的责任， 不得不额外交代：

现在从成型的艺术转到别一组，这一组希腊人以之归入于“音乐”名称之下，——音乐在较狭的意义中即为跳舞与诗歌——我们更可以明白看出审美的表现是附属于道德的及宗教的目的之下。其实要照他们用音乐这个名辞的意义上说，“音乐”确是希腊教育之中心，它的道德性质所以也变为最重要的事体。假如公民的心理与性情均为它所造成，那国家之构造当然亦如此。柏拉图说：“一种新音乐的介绍要危险于全国家，必须设法除去；因为音乐的格式要不影响于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绝不会被扰乱的。”他又说：“新格式俟渐渐得着一个地位时即又钻入于习惯与风俗中；从这种习惯与风俗中它又发出较大的势力，并使它自己更为紧密；从这种紧密中，它又进行去攻击法律与制度，表现极端的不道德，直到它推翻一切——公的与私的——为止。”①因为在他的“理想国”里面他曾解释诗的性质要应该与他的理想国家相合，所以在他的<法律》-书内，他特别解释曲调与跳舞的性质即视它们为决定与保存公民的态度与组织的最重要分子。    初看来对于近代人的心理没有东西比这一点还奇怪。诗与行为有关我实在能了解，虽我们未将诗变成为我们教育制度的中心；但是以道德的效果一定要委诸音乐与跳舞，并视此对国家全体组织有极深的影响，这对近代大多数人恐怕是一个不可了解的谜。

然而没有希腊人的意见是更特别地比较他们这种注视生命

的方法，并且亦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们这样小心的研究。道

德性质应该归诸音乐的影响只是那唯一而显明的例，即希腊人

普通视审美的与道德的标准为一致，关于这一点前面我已尝讨

论过了。道德在他们的概念看来并不是对于法律的符合，好像

觉得与自然性质不同；它是一个美的与谐和的灵魂之自由表现。

他们尝用的这个“谐和的”比喻包含了音乐与道德间的密切相

连的观念。品质在希腊的观点看来是灵魂的各种元素的一定比

例，好的品格即是好的比例。但这些元素彼此间所有的关系都

可以为音乐所影响；不仅不同的情感在各种程度中可以被刺激

与减轻，即是对于理性元素的情感的全体关系也是被相当的曲

调与节度所规定。大概说来，在音乐与道德间的这种关系之实

在存在已被多数人所承认，只要这些人稍有音乐的感触。例如

有些律韵与典品有人觉得是粗陋与卑鄙，而别人又觉得是高尚；

有些音乐例如瓦格纳(Wagner)的音乐普通被称为不道德；古

诺( Gounod)说是无力，贝多芬(Besthoven)说是有力等等；

无论这些批评在详细中表现出什么可笑的事件，而潜伏在他们

之下的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根本意义即各种艺术有许多道德的性

质。但这种音乐方面正是为近代所忽视而为希腊人所最注重的。

他们对于情感的状态曾有一个很精细的分析，而在艺术的机械

源流中实下于近代远甚；结果即在音乐中——我们曾称为艺术

之最纯洁者——使我们对于它与确定智识的概念之绝对分离庆

贺，——即在此处希腊人的标准还是以道德与审美相等，音乐

的格律是特别的而其价值亦可估定，这不仅因由其中所发生出来的快乐，并亦因它在品质上所产生的效果。

关于这种情形，在亚里士多德中我们还有一清楚的与确定

的解释，他说德即包含于爱憎得当之中，所以在得当的情感中

也含有一种快乐；但是任何种的情感均为曲调与格律所产生；

所以一个人借音乐能与正当情感相习染。因此音乐有形成品格

的势力；根据于各种状态而来的各种音乐可因其在品格上的效

果而有区别——例如一种活动于悲郁的方向之中，别一种活动

于娇柔的方向之中；一种鼓励人弃世，别一种鼓励人节制自己，

又一种叫人热心等等：这就是说音乐不仅为其所给之快乐而决

定，并且还要为其道德影响的性质所决定；快乐固然极为重要，

否则即无所谓艺术；但是为各种不同音乐所生各种不同的快乐

不仅为“量”所区别，并亦为“质”所区别。一个人可以产生

出一个为好人所赞许的正当快乐，并且这种快乐在品格上亦有

好的效果；而别一个人可以恰好与此相反。或如柏拉图所说：

“音乐的特质当然是为快乐所测定。但是快乐不是那侥幸人的东

西；最幽美的音乐是能使受最好教育者有快乐的，而特别是能

使这种人快乐——在道德及教育中而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的人。”①。。。。。。http://www.downtrailer.com/更多查看

第一，要想实现希腊的这种理想，必须要有外面的幸福做

一个坚固的基础。在希腊的理想中，公然承认人是依赖于感官

世界和对他的幸福有益的分子，对于这种分子他就要能够支配

就是了。但是这种理想并不是要将人外面的幸福列入于财富、

权利与别种附属物上面；而它不过假定有几种幸福是为人自身

发展之必须的手段。在这几种幸福中，最重要的：第一就是要

能反抗琐屑的烦恼，使能有完满的公民资格：第二要能保全健

康，便不失其体格的优美；第三要有子孙，使老年时，得有人

扶养。亚里士多德下快乐人的定义说：“一个快乐人，他的活动

要依照于完全的德性，并有适合的外面幸福来供给，不过这种

外面幸福不是为一时的，而是为完全一生的。”他有时又说，有

些人以为人就要有幸福，他就是快乐，这话实在毫无意义。自

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有很多证据证明：此不仅为亚里士多德个人

的意见，实在是代表希腊人的共同意见。即以柏拉图而论，他

总算是一个充满厌世主义空气的人，而他亦随着当时流行的见

解，承认幸福中之最高的要算：第一为健康；第二为美；第三

为体格的强壮与活泼；最后为财富——不过这种财富要用得得

当。但是要完成这种次序，必得还要加上两个东西于这些幸福

之上，一为成功．一为名誉，这也就是诗人颂祷文中所常有的

题目。品达( Pindar)说：“在财富的鲜艳花中只有两件事可以

使生命的芳蕊达到最甜蜜的地步——能有顺利的成功与宝贵的名誉。”①无论自身的或外面之财富的幸运均为全德之重要条件，这是希腊人观点的公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以为这种幸运其目的即在其本身，而与他们以这种幸运来维持或有益于个人的性质的意思相离开。仅为其自身享受之无限制的财富与权力，此为东方的理想，希腊人对之绝不会表示同意。表示这一点再没有比希罗多德( Herodotus)所述的一个故事还清楚，这个故事即是指梭伦( Solon)与吕底亚(I。ydia)王克里萨斯(Croesus)的接谈。克里萨斯自以为有无尽的财富，很骄傲地问一个希腊的生客说，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时他很希望这个生客立即回答他的名字出来。而梭伦偏以雅典之忒路斯( Tellus)相对，他的理由如下，他说：“第一，因为他的国家当他那时候是极为兴盛，他自己的儿子既美且善，并且他又能亲眼看见他的每一个儿子都生有小孩子，而这些小孩子又都能长成了；再就是因为他有了我们所视为快乐的生活以后，他另外还有一个最惊人最荣耀的目的。在雅典与他们的近厄琉息斯( Eleusis)的邻居发生战争的时候，他能帮助国家，攻破敌人，并且很勇敢地死于战场了。雅典人即在他死的地方与以国葬，并且给他以最高的荣誉。”梭伦在这个谈话的最后，将快乐的人下一个定义，他说，所谓快乐的人，是他“身体发肤毫无所损，从来未被病魔缠过，既有幸运，复多子孙，而外貌亦极为文雅”，他并能死得其所。②

阿里斯托芬的态度与其说是批评的，不如说是同情的；他

倒不是有意用他的滑稽论调来伤害通俗的信条，他是存心来轻

视我们政治首领的名誉。其实相反，通俗化的东西倒没有什么

可笑；阿里斯托芬对此亦深知道。在喜剧中暗示许多神的相同

的性格亦引起许多较严重心灵的愤怒与厌恶。诗人品达在述及

战争的故事以后，在这战争中神与神相反对，就攻击一个神话

对于神圣的性质太少尊敬：“啊，我的嘴，对你说出这个故事，

因为说到神的罪恶是一种可恨的智慧，高声的语言说出一种声

调，带有疯狂的颤抖。你不要谈到这些事；把神的战争与互斗

可以放去不管。”②像欧里庇得斯与柏拉图对此亦有相反的论调。

欧里庇得斯对于通俗宗教的态度显然是批评的，近代著作

家主张他的戏剧构造之主要目的是不信任神话，在他选择的题

目中可以看出，但这种主张亦未免过当。谓近代希腊人多半因

为这种故事而怀疑这种很深宗教的意义，未免不确；他把许多

神的行为放入他的口里，这些行为如非他自己精密的意见，那

至少也是他的思想一方面的表现。事实上要将神人同形的举动、

偏爱、私情与神圣性质之深奥与哲学的观点相调和实不可能。

例如最著名的神话俄瑞斯忒斯( Orestes)，我们在上面已说过，

就是如此。俄瑞斯忒斯是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 Clytem-

nestra)的儿子。阿伽门农在回到特洛伊以后，被克吕泰涅斯特

拉所杀害。俄瑞斯忒斯就逃走了；但是后来他因阿波罗之怂恿，

回来把他的母亲杀掉为他的父亲报仇。后来因为惩罚他的罪恶，

俄瑞斯忒斯就被复仇女神( Furies)所迫害。此处欧里庇得斯所

要之点即为阿波罗的行为。俄瑞斯忒斯杀他的母亲究竟是对或

是不对。假使不对，阿波罗为什么要命令他做？假使是对，俄

瑞斯忒斯为什么要受罚？或者阿波罗与复仇女神两方面都对吗？

假使如此那各种宗教所需要之神圣法律的统一又将如何？这种

因难是很显然的；欧里庇得斯对之并无严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