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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汀生又说：

非战公约没有规定强力的制裁。他全靠公论的制裁，这

种制裁可以成为世间最有力的。……公论是平时一切国际往

来的制裁力。他的效力全靠世界人民有使他有效的意志。如

果世界人民有意使他有效，他是无敌的。那些讥嘲他的人，都

是不曾正确的估计欧战以来世界公论的演变。

自从1929年7月24日此约经国会认可后，美国政府决

心要使世界公论有效，并且决心要使这巴黎公约成为世界上

一种活的力量。我们承认了他所代表的希望。我们下了决心

不使这些希望成为失望。

他说，不光是美国有如此决心，

1929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和英国首相麦唐纳在拉比

丹( Rapidan)发表一个联合宣言，其中说：“我们两国政府决定

接受这个非战公约，不仅仅作为一种好意的宣言，实作为一种

积极的方针，要依着他所承诺来指导国家的政策o”这个宣言

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那一年正是中俄开衅的时候，非战公约遇着第一次的小试验。

美国通告英日法义德及中俄两国政府，指出他们在非战公约上应

负的责任。三十七个签约国赞成或参加美国的劝告。其时俄国的

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已近一百英里了，后来两国都接受恢复原状的

提议，侵入的军队也撤退了。

现在非战公约到了一个更大的试验日子了。司汀生指出美国

政府本年1月7日的宣言与国联大会3月11日的五十国决议案

（均见上文），认为这都可证明这个公约是有世界公论作后盾的。

他说，这两个宣言代表一个新观点和两个新盟约之下联合起来的

各个国家的动作。他说：

假如没有这个新观点和这些盟约，那辽远的满洲事件在

旧日国际公法的原则之下，就和我们美国没有什么相干了。

……可是如今在这巴黎公约之下，凡与和平问题有关的，都不

能不关心这样的一件纠纷了。一切使这公约有效的行为，必

须从这个新局势上看去，方好评判。……所以这巴黎公约的

力量是不容易正确领会的，除非我们明了这条约的背后有全

世界的公论的联合力量，联合在那个容许个个民族国家有权

表示道德的裁判的公约之下。……当一月七日美国政府单独

表示决不承认侵略所得的结果，侵略者见了也许不放在心上；

可是当整个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赞成美国政府的主张时，这局

面可就显出他的真意义了。道德的贬议，一旦成了全世界的

贬议，他的意义的重大是国际公法从来不曾有过的。

汪精卫先生在本年1月中南京与上海都在最危险的时候，慨

然出来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大任，那种不怕牺牲的态度，使我们很佩

服，所以我们对于汪先生的期望很深。然而对于他这回突然辞职

的举动，我们颇感觉失望。第一，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时期，负中

央重责的行政院长不应该因对一个疆吏的不满意就骤然抛弃他的

重大责任，“以谢一人”o他的愤慨，我们都表同情；他的方法，我们

不能原谅。第二，政府对于“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

手”的大罪，如有决心追咎负责之人，应该明下惩罚处分的命令。

政府对于热河事件，若已决定抵抗，应该明令负守土责任的人竭力

抵抗；不遵命令的，可以明令免职惩办。但行政院长用自己辞职的

手续来劝一个疆吏辞职，是很失政府体统的。第三，汪先生电文中

表示他大不满意于张学良主任之催索补助军费，而电文中的措词

却指为“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又说“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餍兄一

人之欲”o这种措词是很失体的。政府如认为某项军费有浮滥不

实的数目，尽可交主管机关核实宣示，但很不应该在未审核以前gp

坐实某人所要求的军费为餍足某一人的私欲。这种攻讦的口吻，

用于私人尚可以引起刑事的诉讼，用在一国行政首领的电文里更

是暴露一个政府的没有上政治轨道了。

我们很盼望汪先生能觉悟他的责任的重大，能早日打消辞意，

重新鼓起七个月以前的牺牲精神来支撑当前的危局。那是他补过

的唯一途径。若因一时的感情冲动，就不顾国家的危机以一走了

事，那是我们不希望于汪先生的。

现在满洲伪国的招牌已撑起来了，日本军阀和浪人已在那伪

国的影子底下实行统治满洲了。日本五月政变以后的联合内阁与

议会公然讨论承认“满洲国’’的时机了。悲观的论者已感觉此时几

乎有虽欲交涉而不可能的形势了！在这个时期，我国当局方才有

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表示，方才拟议所谓“自动的”外交方案。“亡

羊而补牢”，虽然太晚，究竟远胜于这半年来的推诿延宕的误国行

为o<大公报>所谓“今日东北情势纵益于我不利，要当确定方针，

昭示中外；借令一时无法交涉，亦须明示态度，永作努力目标”，是

我们极表同意的。此时若再不确立对日外交的方针，若再不肯积

极谋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将来只有于我更不利的情势，决没有骤变

或渐变为于我有利的新局面，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至商洽成熟，然后由国联正式调停，签订大纲；或由国联主持’

在远东召集一种国际会议，于各国好意周旋之下，由中日两国

商订解决办法。

这几种方式，我们认为是在今日情势之下较为切近事实的办法。

我们希望政府和国人都能平心考虑这些提议。

《大公报>6月12日的社论中又有这样一句很大胆的提议：

日本前任币原外相曾有五基本原则之提出，今苟据以接

受协商，则国联斡旋当易着手。

一万日还不满二十八年，<大公报>还不够做三十岁的寿辰。

在这二十八年之中，<大公报>改组革新以来不过几年而已。这个

几岁的小孩子，比起那快六十岁的<申报>和那快五十岁的<新闻

报>，真是很幼稚的晚辈了。

然而这个小孩子居然在这几年之中，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

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

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

荣誉。这真是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了。

<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名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

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

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

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

肯努力做去，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

要他明白，他现在做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

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

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读《大公报》的人，

应该很诚恳的祝望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

“中国最好的报纸”的纪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

的地位。

之外，有四点最宜效法：

（一）资产所有权之散在人民（第四章）

（二）崇拜科学方法，肯花钱提倡科学研究，尊重科学的训练

（第三章）

（三）工业组织上的勇于试验（第十章）

（四）进步的工会的新态度与新政策（第九章）

关于科学研究一点，此书说的不很详细（不如<百年中工业进

步>书中所述之详细）o他说工业所以能得科学研究之帮助，工业

家所以能信任科学方法，皆由于高等教育之发达。此一层甚是。

他所举统计，美国有五百八十八个大学，学生约有七十五万人。纽

约一邦有六十一个大学，彭薛万尼亚邦有六十二个，伊利诺有五十

六个，倭海倭有五十个。邦立大学之官费在一九二六年共有一万

五千四百万金圆。私立大学之基金共有五万五千万金圆o（哈佛

七千万；哥仑比亚六千万；耶尔四千万；芝加哥三千五百万；斯丹福

二千八百万o）

他深惜英国大学教育的落后，他说，“两只战斗舰的代价便可

以收奇效了！”此语骂倒英国的政府与社会。

关于资产散在人民一点，他用1925年Robert S.Binkerd的统

计，在七年之中，执有铁路，公用具，以及二十个选作例子之煤油，

铜铁，等公司之股票者之人数，从1918年的2 537 105人，增至

1925年的5 051 499人。七年之中，增至一倍。此增加之数，七分

之一为各公司之雇员所执；三分之一为主顾所执；二分之一为一般

公众所有。